公元前706年，楚子熊通第一次伐随，震慑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。借此震慑，熊通又于公元前704年召开沈鹿会盟（今钟祥大口林场）。由于随、黄二国未参加此会盟，熊通立即开启了第二次伐随。取得成功后，他要求随侯为其向周王室带话，要周王室提升其尊号及爵位，但周王室拒绝“尊楚”的提议。熊通大怒，僭号称王，自称楚武王。

熊通称王后，将国都“浧”改为“郢”。耳部偏旁（阝）在古代汉字中，处不同位置则有不同的意义，即为“左阜右邑”，耳字旁在左为“埠”意，在右则为“邑”意。“郢”字为左“呈”右“阝”，右耳旁代表邑，“郢”从其字面意义解释即为楚王行政的邑地。楚国都城称郢便开始出现世人面前，楚国都城称郢也自此始。

“郊郢”二字的最早出处应在《左传》一书中。《左传·桓公十一年》文中记载，公元前701年，即熊通称王的三年后，其子楚莫敖屈瑕在伐郧的蒲驿之役中，副将斗廉向他进曰：“君次郊郢，以御四邑。”其意为：将军队驻扎在郊郢，可以抵御四国的联军。郊郢即今钟祥郢中地区，郊郢即为楚武王称王时的国都，沈鹿会盟后楚武王与众臣在此行政。楚武王将楚国国都定为“郢”，“郢”最早出现于钟祥大地上。同时郊郢这个地名首次也以文字记录形式呈现，使得郊郢被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长达二千七百余年。钟祥也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

公元前690年，楚武王熊通第三次伐随，病逝于郊郢的樠木山，后人为了纪念楚武王的霸业，将樠木山也称为武陵山，在山上还建立楚武王祠以祭奠他。楚武王以铁腕手段，恢宏的气势，独到的眼光，僭号称王，让楚国实力蒸蒸日上，后世楚国君也均称王。

春秋早中期的楚国将开疆拓土定为首要目标，而不是将都郢固定在一邑。《楚居》中记载，楚国的都城在春秋早中期随着楚国实力的强大不断变迁，楚王与众臣走向哪里行政，其都郢便迁往哪里，楚国都郢始终是在不断的变迁中。楚文王及以后的楚王多次迁都，从郊郢迁至樊郢、为郢、免郢，鄀郢、美郢、蓝郢等地。春秋后期时，楚国疆城不断扩大，特别是在剿灭吴越之后，楚国已控制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，土地方圆已达五千里，都郢开始固定在一邑，即今江陵纪南城。也因武王熊通在楚国历史上具有极高地位，而素重祖宗的后世楚王及楚人对楚武王称王与病逝的地方——郊郢也极其看重，不论将都郢迁往何处，均将郊郢作为当时楚国的别邑。郊郢居于诸郢之中，即为郢中。

战国后期，楚郢都被秦国占领，郊郢则成为楚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“郢中立王……太子橫至，立为王，是以为顷襄王。”宋玉《对楚王问》曰：“客有歌於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。”周赧王三十七年（公元前278年），秦白起攻占楚郢都纪南城，楚顷襄王把国都迁往河南陈地。为了收复楚国失去的土地，楚顷襄王经常南巡郊郢，在兰台之宫与大臣们商议兴楚大计。宋玉、景差等文学侍臣时常伴喜好文学的楚顷襄王游于兰台，君臣间相互问答，便产生了“阳春白雪”“下里巴人”“巫山神女”“大王雄风”等著名典故，成为千古美谈。